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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3-1融資2胎貸款全省皆可處理1-22/159913343.html

內容來自hexun新聞

生產過剩是當前經濟主要矛盾

正確認識矛盾是解決矛盾的起點,那麼什麼是中國經濟當前主要矛盾?我認為是生產過剩,所以改革和結構調整都要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否則就難以見到成效。消費收縮影響總需求生產過剩就是社會總供給顯著大於總需求。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說明,生產過剩的發生機制是由於社會分配不合理,所以觀察生產過剩程度的一個重要角度,是看社會總需求中消費所占比重。今年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5.9%,比去年和前年都顯著下降,所以前三季度7.7%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投資貢獻的。投資貢獻率是三年以來最高的,出口的貢獻率也在顯著回升,隻有消費貢獻率出現瞭大幅下降。如果看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率,2011年是17.1%,2012年是14.3%,今年前9個月是12.9%,下降很明顯,與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下降的情況是一致的。消費的背後是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率從9.8%下降到6.8%,農村居民現金收入從12.3%下降到9.6%。在經濟增長率同比不變的情況下,支撐消費購買力的城鄉居民收入出現如此大的降幅,說明社會財富成果的分配更加有利於儲蓄而不利於消費,或者說是更加有利於增加供給而不是增加需求,估計四季度這個趨勢也難以改變。所以在明年初公佈今年的統計數據時,人們將會再次看到消費率的顯著下降。消費和出口是最終需求,但是新千年以來,最終消費支出要比凈出口額大出10倍,所以消費的收縮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就具有更大的意義。當然,投資和出口也是需求,如果投資和出口的貢獻率能夠繼續提升,並足以抵消消費率下降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會繼續保持目前7.5%以上的速度,甚至提升到更高水平。新千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高增長,就是在投資與出口這兩大需求引擎拉動下實現的,但是至少在明後兩年,乃至未來五年內能否再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還得打上個大大的問號。凈出口或拉低經濟增速從出口看,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率已從2011年的-5.8%回升到今年前三季的-1.7%,有關機構的分析說明,三季度出口的負貢獻率更是縮減到-0.5%。這說明今年以來的經濟回升,特別是三季度經濟的顯著反彈,與出口增長的恢復是高度相關的。但是前瞻地看,未來出口形勢並不樂觀,甚至很悲觀。因為由於國際經濟在現階段的復蘇,主要是由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用無限制貨幣投放創造的,由於新的資產泡沫又在醞釀當中,我估計這個泡沫至多能維持到明年底前。到2015年,甚至是在明年下半年就有可能爆發一場新的國際金融與貨幣危機,這場新危機是次貸危機的延續,但解決起來會更麻煩,因為發達國傢在解決次貸危機這5年中,已經把能用的手段都用盡瞭。本文的重點不是討論國際經濟問題,在這裡我隻想再強調一點,即這場危機的後續發展特征應該是反復震蕩,並越加激烈,所以危機具有長期化的趨勢。發達國傢的總體走勢仍然取決於美國。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直到今天,實體經濟規模也沒有恢復到危機爆發前的水平,但債務規模卻持續擴大,這種做法賭的是美元世界核心貨幣的地位。但隨著債務規模越來越脫離美國的實體經濟規模,美國的國力不足以支撐美元的世界地位。所以在下一次危機爆發中,很可能出現美元信用危機,甚至是二戰以來所確立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解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震蕩與解體,必然會帶來國際經濟與貿易體系的劇烈動蕩,並很可能導致國際貿易的嚴重萎縮。這就決定瞭外需將在很長時期內都不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反而可能會轉變拉低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凈出口比重從2.4%提升至8.8%,經濟增長率相應也從8.4%提升至14.2%,次貸危機爆發後,凈出口比重回落到去年的2.7%,經濟增長率也回落至7.8%,基本上是凈出口增長和回落多少,經濟增長率就提升或回落多少。在下一場危機中如果外需嚴重萎縮,中國出口就會出現顯著的負增長,成為再次壓抑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當前是產能釋放高峰再看投資,許多人說三季度經濟增速回升是投資帶來的,這是從投資貢獻率顯著提升的情況作出的判斷。但是看一看投資增長率,2011年是23.8%,2012年是20.3%,今年前9個月卻是20.2%。可以很明確地說,今年以來投資貢獻率的上升,並不是因為投資增長更強,而是消費增長更弱。我一直認為,用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代表投資需求增長並不科學,因為投資的特性決定,其短期是需求,長期是供給,而投資完成額恰恰是處在投資從需求向供給轉變的時點上,所以是需求的滯後指標,是供給的先行指標。投資完成額的增長指標高,反而說明瞭社會總供給能力的增長仍處在高位。如果看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2011年為22.5%,2012年為28.6%,今年前9個月則猛降到隻有13.3%,這種情況則預示著,明年的投資增長率很可能會低於15%。另外一個反映供給能力增長的指標,是新增固定資產的增長率,這個指標比投資完成額更能代表當前供給能力的增長情況。如果我們把2003-2007年、2008-2010年、2010年9月-2013年9月以來的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與新增固定資產增長率做一個比較,可以明顯看出,目前階段仍是產能釋放高峰,而新發生的投資需求正在回落。投資是為瞭擴大生產規模,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規模的擴大卻不是為瞭增加投資,而是為瞭滿足消費和出口增長的需求。因此,若消費和出口低落,投資也不會發生。由於投資的周期性,使投資增長率的變化會滯後於消費和出口,所以就會出現目前這種消費和出口已經回落,但投資完成額與新增固定資產增長率仍處在高峰的局面,而需求不斷走低和供給繼續增長的格局,隻會使生產過剩的格局愈加嚴重,從而使新增投資需求的增長率更低。綜上所述,消費在分配機制作用下正在繼續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隻能是暫時的,未來也要走低;由於沒有新的需求發生而前期建設的產能仍在投放,投資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會高於消費與出口。所以,在發生大的改革和調整,使中國經濟真正能轉入內需引領軌道前,經濟運行就不會改變下行曲線,即便有時出現反彈也難以持久。從短缺機制轉向過剩機制自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市場經濟中的生產過剩矛盾,不斷引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隻是在冷戰結束後主要工業化國傢相繼走上瞭“虛擬資本主義”的道路,以物質產品生產過剩為基本特征的經濟危機,才轉換成貨幣金融危機。但中國是發展中國傢,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任務,所以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傳統特征——生產過剩,仍然是會引發經濟危機的主要機制。這個矛盾在中國轉入市場經濟體制後之所以會長期沒有爆發,是因為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形態發生轉變後,首先是形成瞭全球性的貨幣需求擴張,能夠吸納中國經濟中所產生的全部剩餘產品,這既表現在凈出口比重的顯著上升,也表現在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但是次貸危機爆發,全球貨幣需求的擴張被中斷,這個矛盾就開始顯露出來。目前在中國內部的確隱藏著許多經濟與社會矛盾,但細數這些矛盾,沒有一個會在中短期從內部引發危機,而生產過剩危機卻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常態。中國還沒有經歷過生產過剩危機,但生產過剩狀態卻已經存在瞭好幾年,並且正向更加嚴重的方向發展,這種態勢會否把中國引入一場危機,現在還不得而知。但200多年來資本主義國傢的歷史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卻告訴我們,生產過剩與經濟危機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從生產過剩到爆發經濟危機,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生產過剩積累到一定程度,危機才會爆發。從中國自己的經驗看,過去認為7%的經濟增長率似乎是一個必保的邊界,這主要是從滿足充分就業的要求考慮,目前勞動力供求格局發生瞭改變,從就業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產過剩日趨嚴重,就遲早會威脅到就業,因為過剩狀態會導致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如果是爆發瞭危機,進入零增長或負增長也有可能。我估計明年經濟增長率就有可能“破7”,就業形勢可能會比今年嚴峻得多。與此相關並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在以往改革30年中,是怎樣與何時從傳統的短缺機制轉向過剩機制的。有關生產過剩的議論,早在1997年前後就有人著文論證過,當時也的確出現過經濟增長低迷的勢頭,並直到2002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才走出這種低迷勢頭。但我認為這種說法欠妥,因為生產過剩是個明確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即它是由特殊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特定分配體制所產生的,因此是經濟制度內生的現象。縱觀中國以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在1984年改革重心轉入城市後,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沿著培育市場機制的方向發展,但是始終沒有觸及到產權體制這個市場經濟的核心。以1997年黨的十五大為轉折點,在經濟上“抓大放小”,推動國有與集體企業轉制,在分配制度上提出“生產要素可以參與分配”。正是這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國的產權制度發生瞭根本性變化,從資本結構看,從投資主體看,從消費率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結構看,都是在2000年以後才發生瞭巨大變化。1998年以後,伴隨著產權制度改革,長期以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產權結構,以及投資主體結構已經發生瞭質的轉變,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是產權制度決定分配制度,所以消費率的下降是在產權制度發生變化之後相應出現,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瞭。1997-2002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的不斷走低,我認為是兩個因素決定的。第一個原因是始自1994年的宏觀緊縮壓抑瞭總需求的水平,比如貸款增長率從1993年的28%猛跌到1998年的15.5%,貨幣M2的增長率從1994年的34.5%猛跌到1998年的14.8%,外生性的變化導致瞭經濟增長率不斷走低,而不是內生的分配機制壓縮瞭需求。第二個原因是1998年啟動的各項改革,使企業內部形成瞭生產和投資的約束機制,此外在產權轉換的初期,民營企業傢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企業內部的整合方面,比如下崗分流和處置不良資產,所以盡管1998年以後宏觀政策轉向寬松,投資仍然不活躍。如果說改革和調整會引起經濟增長速度降低,1998-2002年期間是最明顯的例子,沒有這場大改革和產權制度大調整,也不會出現新千年以來中國經濟高效益的高速增長。明確中國何時出現瞭生產過剩的機制十分重要,因為生產過剩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生產關系的性質已經發生瞭重大變化,這就要求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與宏觀調控體系,必須從以往適應短缺時代為基礎,向適應過剩時代過渡。新千年以後到次貸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這種轉軌和改革迫切性不強,因為新全球化所創造的外需,可以基本上吸納國內的過剩產品,但也出現瞭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顯示出瞭國內的產品剩餘轉換成瞭外匯形態的價值剩餘。次貸危機爆發後,隨著外需的萎縮,實物產品過剩的矛盾就清楚暴露出來,成為阻礙增長的現實壓力,轉軌與改革的壓力因此空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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